中国和U.S.国家公务员的区分在哪,中国特点

摘要:在美国社会当公务员,肯定你当不了美国社会的官;因为美国社会的官是自由竞争的,而且根本不会从公务员中提拔官的。而中国社会的官从来不是自由竞争的,全部是上级领导从公务员队伍中提拔的;正因为如此,中国社会的人如果不进入公务员队伍;上级领导根本不可能破格提拔你,这就是中美公务员的根本区别。

摘要:
中国社会上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到了45岁还没被提拔,这辈子算完了。中年是人生的黄金年龄,无论是体力、精力,还是智力、能力,都达到成就事业的巅峰状态。世界卫生组织把45岁到59岁的年龄段界定为中年人,中华医学会也认同这个“中年人”的科学结论。
但在中国,相当中国特色“45岁现象”:上不去 就完了!中国社会上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到了45岁还没被提拔,这辈子算完了。中年是人生的黄金年龄,无论是体力、精力,还是智力、能力,都达到成就事业的巅峰状态。世界卫生组织把45岁到59岁的年龄段界定为中年人,中华医学会也认同这个“中年人”的科学结论。
但在中国,相当部分中国人把45岁视为一个坎。到这个年龄仍
当不了处级干部,或者是企业中层以上管理者
,就会有前途渺茫的感觉,不思进取,不求发展,开始思谋如何度过余生。“提拔”是与“当官”相关联的词,但官的数量有限,并不能承载所有人的理想,到45岁还从事专业、干具体工作的人,在中国一般被视为“混得不怎么样”,相当多人反而迷茫。而在国外,人上了40岁,绝大多数人进入孔夫子所说的“不惑之年”,家庭稳定,对世态人生不再迷惑,专注于自己的专长,冲向“出成果”的高峰期。电视上、企业里、议会中,唱主角的人是那些稳重达练的中年人。
也有学者疾呼这是对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但“45岁”仍经常出现在文件上。2006年中央组织部明文规定,担任县级党政正职的人要以45岁左右的为主体。刚刚发布的2007年全国机关官员统计显示,45岁以下的占71.5%,并赞扬选配好“新鲜血液”是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重要举措,显然是要更加年轻化。而在较富政治活力的美国,2002年公务员的平均年龄为46岁,45-69岁之间的人超过半数。
  独具特色的“45岁现象”
  将45岁作为人生的分水岭,且把这个年龄列为人事遴选的标准,恐怕是中国当代社会独有的现象。在西方社会,这会被视为年龄歧视;在上世纪以前的中国历史上,人们更遵循“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的自然规律。
  “45现象”是在公务员阶层率先兴起的。一方面,上世纪八十年代倡导的干部年轻化,本来是针对陈旧僵化的思想而言的,但却渐渐收拢在年龄这个“硬指标”上。另一方面,经济形态变化了,而官员角色仍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这使得当官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有权有利。加上以“任命制”为主的官员选拔体制没多大改变,使得上级领导的态度比业绩更具有晋升说服力。每换一届领导,就会吸收一批“新鲜血液”,年龄越来越年轻,“45岁”也便成为官员前途的关键一道坎。
  于是,便出现高层领导习近平所指出的几种弊端:一些年轻官员在干部选拔上做不到“五湖四海”,听不得不同意见,喜任人唯亲;有的公开场合显得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背后却在和小兄弟们吃喝玩乐;有的把生活作风当作“小事”,不检点不自律不自重;一些别有用心者往往利用过于年轻特点,把他们当作“潜质股”加以“投资”。
  而跨过45岁门槛的官员,有些人会享用来之不易的成果,有些人则十分小心地保全既得利益,“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无事就是本事”仅成为官教条,使得整个官僚体系中的改革锐气下降,甚至连讲话都谨慎格外,常常抄袭总书记、总理的报告。而年轻一代也看到当官的种种好处,报考公务员成了中国的“金考”,竞争之强远超于高考。2008年平均竞争比例是60比1,2009年则上升为73比1,最优秀的人似乎都要进入官场。
  正在向社会渗透
  值得关注的是,“45岁现象”正在向社会各界渗透。渗透的表现之一是企业、大学的行政化,以便于套用或获取行政层级所赋予的特权。表现之二是企业和大学的人也将45岁视为人生成功与否的坎,向中层管理者奋斗。这个年龄仍在一线从事实际业务的人,被普遍被认作“没什么指望”的人,管人的似乎总比搞专业的要高人一等。
  于是,45岁到60岁没有官职的人,成了最尴尬的一群。45岁以下,体力和精力好,但能力、经验可能不足,可当“新鲜血液”加以培养;60以上,工作能力强,但可能身体和精力差,需要退休。而既有精力又有能力的45到60岁的人,却被排除在县处级干部和中层管理者之外,搞专业又被社会所不齿,在人生的黄金时期“退居二线”,极大地浪费着人力资源。有人对这种现实发出过质疑:60多岁的人有精力处理好国家大事,50多岁的人难道就没有精力当好县乡领导?
  “45岁现象”向社会渗透的结果是,很多人都想当官当领导,而把从事专业工作视为前途不大。
45岁以上的记者很少活跃在现场,45岁以上的教授专心写教案的不多,45岁以上的工程师更多地当“老师”而不动手。唯独农民没有45岁概念,需要不断进取。
  改革分配机制是关键   浪费社
会人力资源,是“45岁现象”产出的不良后果之一。这种现象不能制止,会潜移默化地把很多人的成功路径引向当官小道上,相当多国家栋梁之才,可能把精力和智慧消耗在琢磨人事安排上。
  如果进一步分析,还有很多社会问题都与之有关。比如浮躁风气,与年轻干部和管理者年轻化无不关系。年轻人有活力,求新猎奇,但对一些“新事物”、“新创意”的警觉性、鉴别力不强,不免意气用事,急于求成。再如浮夸风气,由于提拔年龄卡得很紧,每个干部和管理者都以被“提拔”为主要目标,想尽快出政绩,不惜弄虚作假、牺牲环境、危害他人权利为代价,而对具体的、实在的利国利民的事业缺乏兴趣和耐心。
  而最令人担忧的是,会影响人们健康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民间已有这样的流行话:“年龄是个宝,文凭很重要,关系最关键,能力作参考”。当真才实学被视为不重要的因素时,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靠什么建构?
  这就需要认真思考“45岁现象”的成因。“官本位”传统,工作压力大需要年轻人支撑,高科技时代需要反应快捷的头脑去应对变化,政府职能转变和官员选拔制度滞后,都是不能忽视的原因,但最根本的或许是分配体制上的优惠和特权。无论是政府官员、企业管理者,还是大大小小的“领导”,都具有一定的特权,有令人羡慕的物质优待和很多看不见的获取利益的渠道,这就吸引人们竞奔行政队伍和管理者阶层,甚至作为理想追求。
  而在一些民主法治国家,选举和监督让当官成了最危险的职业,注重经济成本让中层管理者成为裁员的首选对象。他们对专业的人士的尊重体现在收入分配上,几乎所有的管理者都明白专业人士的脑和手,是机构和自己财富的来源,所以给专业人士较高的待遇,鼓励他们埋头苦干。成为专业人员,也便成了很多人的追求,安定且体面,在黄金般的中年期达到事业顶峰,为社会创造财富和价值。中国要减少“45岁现象”,从平衡实际收入差距和减少官员特权做起,也许是较便捷的入口。

南都周刊:你曾向相关部门建言关于公务员考试进行一些变革,是否得到过回应?

中美公务员的区别在哪?中美公务员制度有什么区别美国公务员不仅包括联邦和地方政府公务员,还包括联邦和地方所属科研和文化机构的职员,以及法官、消防人员、警察、邮政工作人员和公立学校的工作人员,而英国的公务员仅包括全职和兼职政府雇员两部分。中美公务员目前国内惟一的以面向备级政府机关和国家公务员,以及想进入公务员队伍的人们为主的新闻媒体,由国家公务员的主管机关国家人事部主办。昨天碰到一位从美国回来的朋友,我说她好有福气;姑娘在美国博士毕业竟然考进了美国公务员队伍,这真的是值得庆贺的。谁知她竟然说我不了解美国的国情,她说美国社会的官与公务员是决然不同的两个群体;美国社会的官是竞争而且是快速流动的,而公务员却是固定的职业。正因为如此,美国社会是‘固定的公务员与流水的官’;而且相互不交叉。也就是说你在美国社会当公务员,肯定你当不了美国社会的官;因为美国社会的官是自由竞争的,而且根本不会从公务员中提拔官的。而中国社会的官从来不是自由竞争的,全部是上级领导从公务员队伍中提拔的;正因为如此,中国社会的人如果不进入公务员队伍;上级领导根本不可能破格提拔你,这就是中美公务员的根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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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依我看考试题目也需改变,应该更着重于实践性,比如你要考一个农业官员,必须要懂农业,不要简单作为文化考试来培训。另一方面,应该减少面试的分数,客观题应该出得更为严格。

皇家88,“福利应由职位决定”

于建嵘:这个和《公务员法》有一定关系。因为针对公务员考试,每个单位可以做这些规定,比如你必须在农村工作几年,才能满足条件报考这个岗位。我认
为这不应该追溯法律性的约定,这里面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可以通过约定来解决问题,我把条件摆在那,你可以来也可以不来。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不
应该具备法律强制性,可能这个岗位不需要你到农村去。

南都周刊:这个问题一方面是观念问题,另一方面也是个现实问题。你长年从事地方农村的调研,对于很多地方的财政,尤其是县级以下乡镇的财政难以支撑基层公务员队伍的薪资开支。

于建嵘:我没得到回应。我认为这个考法,包括执政的实践性、对《宪法》的理解、对法律的理解都应该变化。我认为公务员一定要忠于《宪法》忠于法制,有些形式的东西还是需要的,你参加公务员考试应该首先向《宪法》宣誓,在这个问题上是需要改变了。

南都周刊:你提出公务员考试应该把面试放在笔试之前,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南都周刊:公务员考试等于部分承担了体制内升迁通道的作用。但公务员系统内本身就存在着差额选调、甄选遴选等一系列选择。它们两者有什么差异?

于建嵘:我认为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国考的招工单位多是中央机关,它需要一定基层工作经验。你没有工作经验的,可能这个工作你承担不起,如果有些人一毕业就进入中央机关,对基层也许并不了解。

南都周刊:现在考取公务员、进入公务员体系没几年的大学生,大多还处在这个系统里的最底层。但很多人眼中他们都已是“既得利益者”,就他们本人而言,他们也对此感到非常无奈。

南都周刊:在地方上尤其是经济不那么发达的地区来说,公务员从工作稳定性、收入状况等方面来看,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职业。但不少人表达了这样一种担心,地方上受过相对优质教育的人纷纷进入体制后,对于地方建设所需的其他人才,比如从商从学,是一种分流乃至浪费?

于建嵘: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他要提拔嘛。如果公务员和政务员分离,公务员是个适者生存的过程,而政务员是可以跳职的。
假如我是政务员,我将来通过选举可能选上市长,但公务员不一样,当一个普通公务员,只要不违反法律,忠于职务,我这一辈子可以算出我的待遇来的。你要想快
速提拔,应该去当政务官。

于建嵘:现在大学生出路越来越少,创业越来越难了,民营企业越来越不好进,就业保障没之前那么好,而且社会观念还发生了
一些变化,原来进体制并不是很多人的首选。而现在大家意识到,企业的升职存在一些问题,而公务员可以通过考试解决这些问题,相对来说比较方便一点。总的
说,大家越来越热衷考公务员,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一个是就业心理压力大,另一个是公务员可以通过考试提拔,制度相对公平。

现在公务员的很多东西都由职务来决定,当了公务员不当领导好像不行。其实,一旦当了公务员比如满五年,无论你提不提拔我,我都应享受相应的工资待遇,比方十年就是副处级、正处级待遇,二十年我可能和县委书记的待遇就是一样的,三十年我可能和厅级干部一样的,和职务没关系。

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长期致力于乡村实地调研的他,于今年九月挂职贵州省兴义市村官,再次引来外界争议与关注。他本人对于体制内外人员流动的熟捻,和曾身处河北大学一线教学的经验,让他对于公务员考试及选任体制有着切身的看法。

南都周刊:每年公务员的招考,对于应届生的口子在逐年减小。尤其是国考,2012年以后基本所有岗位都要求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验,其必要性在哪里?

南都周刊:你此前曾在河北大学工作,那里的毕业生公务员报考率占到了近九成。而这两年里,这个趋势也在从华北地区波及到沿海省市,包括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你怎么看待这个趋势?

南都周刊:近几年的公务员考试制度里,有一个显著的变革是强调对基层工作经验的要求,不少职位对于基层工作年限有强制性规定,这个规定是否合理?

于建嵘:公务员考试中分数是很重要的,我甚至认为可以取消面试,它不利于对公务员工作情况的考核。那么多人找不到路走,
你起码得给他一点希望吧,家里孩子毕业后没工作,参加公务员考试也没什么问题。有些人说大家都看到了“官”的吸引,我认为没什么官不官,如果没别条路走的
时候,难道连这条路都要堵死么?

南都周刊:很多大学生或者年轻人拼命想要进入这个体制的时候,会有个职位的成本换算,就是说比如进去以后三年升一级,如果是研究生的话自动提为副科级,相当于省了多少钱。

于建嵘:公务员考试时相对公平的,无论进哪个单位都需要考试,这样升迁起码有一个标准,否则领导说你好就好。考核的话起
码有一个分数,在中国官官相护、官官相提拔的环境下,官与官的勾兑造成的是有些人永远没有机会,考试分数在某些方面是个法定的约定,给这种考核赋予了法律
上的硬性指标,这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但我们国家就是你进了公务员队伍,就以职务来决定(待遇)等问题,这是不对的。公务员福利,应由职位而非职务来决定。那些没有职务的在基层就很苦
恼,有些人可能一辈子就是科员。这主要由于我们国家“官本位”思想扎根已久,公务员其实只是一个职业,不要把公务员和职务等同起来,在我们国家当了四年还
没提拔,就会被人嘲讽“哎呦,混这么差啊。”公务员很多问题需要改革,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首先需要改革的。

“考生应向《宪法》宣誓”

于建嵘:我觉得应该按国家公务员国库来开支,国家公务员国库是固定的,地方到哪里去弄钱?中国的公务员为了职务为了饭碗,就有频繁的调动等等。一辈子都当科员,工作中没出现重大失误,严格地执行了国家的法律,这样哪里不好了呢?所以我的观点是,应该把公务员和政务员分离开来。

于建嵘:我过去讲的“底层知识分子”,指没有工作、没有社会保障、但受过较好教育的边缘人群,进入公务员系统后,会发现公务员毕竟还是个法定受到保护的群体。所说的“既得利益”,也是指他们进入了一个法定的、稳定的工作系统。

“考试提拔相对公平”

于建嵘认为,公务员[微博]考试之所以越来越热,一是就业心理压力大,二是公务员可以通过考试提拔,制度相对公平。
摄影_刘浚

于建嵘:虽然“官本位”的想法根深蒂固,但公务员也是管理国家的科学。管理国家更是一门科学,我们现在就是没有把管理国家当作一门科学在研究,而是当作一种“官位”在做。要从科学角度理解,你会感到对公务员的要求实际上是很高的。

南都周刊:经过调研,我们发现一个新的趋势是,已经身处体制内的应考者群体在膨胀,公务员考试成为了在体制内谋求更好职位的一个通道。你对此怎么看?

于建嵘:我认为这些人还是想通过公务员考试这样的方式,从县里面考到省里面,从省里面考到中央。考试本身并没什么问题,
但升迁制度存在着问题。公务员你到一个地方考了一个单位,必须先把心安定下来。但换个角度,也正是因为考试的流程相对公平,比如我在一个单位工作时间长
了,你不提拔我,我当然要考到外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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